一
今年的气候真是反常，入冬以来，连一场雨都没有下。虽然有几次阴云笼罩，但是雨始终没有落下来。突然刮起的大风，给整个灰蒙蒙的城市增加了几分萧杀之气。
早上天不亮，突然下起了小雨。谚语讲：“鸡鸣雨，下四指。”早晨的雨下不大，天一亮，果然雨停了。我起来洗漱，看到梅支书发来的微信，说梅家湾和刘湾这两个村顺利通过了第三方评估验收。这令我这个跟踪扶贫两年的驻村干部心里甚为宽慰。我突然想起了梅家湾村梅萱支书和我的约定。今年初，村里的扶贫工作还是漏洞百出，有好几家的家庭收入数据错了改，改了又错。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，令她十分担忧，心里一点儿也没有信心。我就鼓励她，从心理上给她打气。她就说要是年底顺利脱贫，她私下请我喝一场大酒。现在顺利脱贫，我何不去找她庆祝庆祝呢？自己也好下乡放松一下。
想到此，我便拨通了梅支书的电话，电话里，她一下子恢复了两年前认识她时那样的爽朗，声音大得令我耳朵发痒：“王主任！你的电话来得真是时候！我正要找你呢。”
我把手机离开耳朵远一点，问她：“找我啥事？好事坏事呀？”
“好事坏事都有。”
“那先说好事吧。”
“好事就是省里正式出了结论，梅家湾扶贫任务顺利完成，脱贫达标。”
“那坏事呢？”
“坏事呀，其实也不算啥坏事。你先过来呗！过来我仔细和你汇报嘛。”说完，就挂了电话。
这个女人，真是一个性格特别的人！
放下电话，我就找了两个纸箱放在车后面，爱人从屋里探出头来，扔给我一句话：“你又去梅家湾是吧？帮我带点青菜回来。”
我应了一声，就驱车出发去梅家湾。
一路上，我满腹疑虑，心想这梅家湾又发生了啥事儿呢？难道是她爱人要和她摊牌了？心里想东想西，一走神，车子差一点就擦到道旁树。我打一个急转向把车子扭转到正路上，一路上不敢再分神。
到了梅家湾村委会，梅支书已经又站在院子里等我了。我停好车下车问她：“我说你咋知道我要到了呢？”
“嗐！都一起工作两年了。”她一边说一边往屋里走，也不回头看我。
进屋后，我有点迫不及待，就问她：“说吧，有啥坏事？”
“也不算坏事吧。那个新党员梅长青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“记得呀，他咋啦？”
梅支书倒了一杯开水，又往杯子里放一撮儿茶叶递给我，接着说道：“他呀，上个星期被检查出来胃癌。还是晚期。”
我一听这话，突然想起前几天省里扶贫办的一个新提法：因病返贫。农村有一部分家庭，本来日子过得还算可以，靠几亩地种麦种玉米，一年两季，再种点淮山等经济作物，一年下来，也有几千块的收入，基本生活和孩子读书上学还是没多大问题。可是突然家里出一个病人，无论是多发的癌症，还是糖尿病冠心病什么的，基本上就一下子陷入贫困，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报销一半左右，可是比起来动辄几万十几万的医疗费，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，也只能是杯水车薪。于是我就问道：“那不是要花很多钱？唉！这真是遭罪呀！”
“就是呀！这个梅长青，这几年日子越过越穷，我经常见他咸菜就着馍吃，也算一顿饭。你说这咸菜吃多了，还不得胃癌？你说他也没少挣钱，前几年去南方打工，应该挣到一些钱，这几年跟着装潢公司干活，一年也能整个两三万。这钱都去哪里啦？”
“不会是个守财奴，把钱都藏起来了吧？”
“谁知道呢！你说这事儿弄的，这农村想真正脱贫，我看是真难！就算国家努力扶贫两年，脱了贫，这一生病，马上就又陷入贫困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，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。”梅支书一口气喝干了自己杯子里的水，对我说。
我也着急了解梅长青的情况，就和梅支书去院子里，上了车。
二
车子开到梅长青家门口，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在路上跳绳，见我们车子来了，赶快躲开。
我们推门进去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干枯的杨树叶子在地上积了一层，两棵高大的杨树上稀稀疏疏地挂着几片黄叶。突然一只乌鸦“嘎—嘎—”几声从树上飞走了。
梅支书走进屋里，喊道：“有人吗？”
连喊几声，过了半天，梅长青的爱人才从屋里出来：“支书你们咋来了？快来坐。”
说完，她就去搬一把木椅子，梅支书阻止了她：“不坐不坐！你别搬！长青哥哩？在哪屋？”
她突然脸色暗了下来：“在西屋里，前天突然非要求把他转去西屋。”
我们跟着她，一边从堂屋走去西屋，一边问她：“堂屋里怎么啦？”
她低着头只顾走路，也不说话。突然又停下脚步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唉！他怕死在堂屋，堂屋里还要娶儿媳妇。”
说完，就抽泣起来，梅支书就劝她：“净瞎说，哪有那么容易死！你看那老奎，癌症几年了，都还没死。”
“唉！支书你是不知道啊！医院里检查了一个多月，就叫他回家保守治疗，医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治疗，在医院也是白花钱。拉回来后一会儿精神好点，还能在床帮上坐坐，疼起来躺在床上直哆嗦。”
接着，她擦了擦眼泪，又说道：“走吧！去看看吧，见一眼少一眼。”
我们跟着她进了西屋，看到长青闭着眼躺在床上，面色蜡黄，消瘦得不成人样儿。他爱人走上前去推了推：“梅支书和王主任来看你了，梅支书和王主任来看你了。”
梅长青睁开了眼睛，转过脸来，嘴唇动了动，声音很微弱地说：“你们来啦？”
说完，试图挣扎着坐起来，他爱人把胳膊伸进他的身子下面，把他扶起来坐着，背部靠在墙上，又往背后垫了一个枕头，梅长青这才勉强坐着。喘了一会儿气，又开口说话：“唉！你看，我这命，咋恁赖呀！”
歇了一下子，又说：“孩子还没结婚，你说这咋弄呀？”
我上前去安慰他：“你别担心，现在得这种病的人多了，已经不是啥稀罕的病了，慢慢治，说不定能治好。”
他看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，便闭上了眼，不再说话，只是喘气。他爱人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问他：“累不累？躺下来吧？”
他还是不睁眼，也不说话。他爱人抄了一条长凳子，叫我们坐下来：“这几天也不想吃东西，熬的中药吃了又吐了。身子弱哩很。”
我和梅支书也不知道说啥好，只能劝她好好照顾着，自己也要注意身体。突然，梅长青又睁开了眼睛，看了梅支书一眼，似乎有话说。梅支书凑上前去，问他：“长青哥，你有话就说，我在哩。”
他又朝爱人使了个眼色，他爱人也靠近前来。他先对爱人说：“你先出去一下，我和支书说句话。”
他爱人不知道他要说啥，只得出去，我也正要出去，他又提高了声音说：“王主任你也听听，我有点事想请政府帮忙。”
听此言，我也就留了下来，听他说。
他平静了一下喘气，用手指着梅支书说道：“我一辈子没求过人，今儿个我想求支书和王主任一个事儿。”
梅支书和我都往前凑了凑：“你说，有啥事你说。我们听着呢。”
梅长青可能坐累了，他用双手勉强撑起自己的身子，调整了一下坐姿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外面还有一个小孩。”
他这一句有气无力的话，如同一个炸弹，令我和梅支书心里都大吃一惊，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无论如何也没法把眼前面黄肌瘦的梅长青和婚外生子联系到一起。但是接下来的话，印证了这是一个事实。
“我在安徽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，每隔三个月，我都要给她汇一点钱，供她读书，生活。春雷他妈不知道这事儿，按说我都这样了，给她知道又咋哩！可是我怕对孩子有啥影响。估计也没几天活头了，我不能断了孩子的钱，不然她就没法生活，没法读书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用力咳嗽了一阵子。我递给他一杯水，他喝了一口，又给了我。然后接着说：“我这几年也没有积攒住几个钱，这一生病，又欠了一屁股债。这个月是委托深圳的一个朋友汇款，我以前打工时，在他那里投了两万块钱，一开始他的饭店没赚到钱，我收不回来。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好，就感谢我没有在他困难时逼他要钱。我想着以后有困难时他可以帮我，所以我后来也没找他要回投资，只分了一次红。这个月我和他说了我的情况，他就替我汇款。我怕我死后他有变卦，所以请你帮我跑一趟，去把钱连本带利收回来，放村委会，以后定期帮我汇款给孩子。”
说完，他拿出来准备好的一张信纸，上面有他签好的名字，写好了委托梅支书去找他朋友收钱，信的内容是这样的：
张树辉老友你好！
我是梅长青，感谢替我汇款。我的病估计没得治了，也活不了几天了，汇款的事也不能老是麻烦你。所以，我委托我们村梅支书去找你，把我的钱拿回来，那是孩子的生活费，保命钱，请你一定给我办了。我死了也就闭眼了。
再次感谢我们多年来的朋友之情。
梅长青
2017年11月20日
他把信交给梅支书后，又要回来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笔，在信纸背后写下了孩子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，又写了地址和电话号码。然后就歪过头去，闭上眼睛，一副很疲劳的样子。梅支书怕梅长青的爱人看到，就把信收好了，转身对我说：“我们走吧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”
说完，我们便出了西屋，不见梅长青的爱人。我们便去堂屋，找到梅长青的爱人，和她说刚才梅长青有些村委会的手续要我们办，然后就道了别回村委会。
一路上，梅支书和我商量着，这事儿还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了，免得传到梅长青家人耳朵里。最后，决定星期天就去深圳找人办这件事。
三
星期天的早晨，突然又下起了小雨，加上西北风一吹，天气就有些冷飕飕的。我和梅支书上了高铁，才感觉暖和一些。
一路无话，到了深圳。按照梅长青提供的地址和联系电话，很顺利地找到了张树辉。他经营着一家有三层楼的湘菜馆，看起来做得相当不错。
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他一边夸梅长青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讲义气的人，为梅长青的病很是惋惜。一边顺利地把手续办了，把钱存到了梅支书的卡上。然后我们一起吃饭。
菜上来了，一边吃饭，这个张树辉一边给我们讲述了梅长青在深圳的那段日子的情况，也揭开了他在安徽的孩子的身世：“这个梅长青真是一个好人。当时我俩都在深圳富士康公司打工，他是组长，我归他管。第一年底，他跟我说不想再过农村的穷日子了，想弄点什么赚钱快的门路。刚好我也正有此意，我表哥开了一家加盟的湘菜馆，我俩就投了钱到我表哥的饭店里。哪知道我表哥的饭店一年也没赚到钱。梅长青在富士康干了一年半，就辞职回去，临走找我要钱，我找我表哥，表哥的饭店经营得很困难，拿不出钱来。梅长青只好先回去了，等第二年我表哥的生意好起来，赚到钱了，我打电话给梅长青，要还他钱，他不要，只要了一次分红。剩下的都留在饭店，说以后他要留给安徽那个孩子做生活费用。后来我自己独立开了一个分店，也赚到钱了，再打电话给梅长青，还不要。”
我有点急于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些关于孩子的事，就问他：“那你知道安徽那个孩子是咋回事儿吗？方便告诉我们吗？”
“知道，当然知道。我还和他一起去过一趟安徽呢。这孩子是捡来的，是我们在富士康打工最后那一年底在深圳的大街上捡到的。”
听他这话，我和梅支书都更加吃惊：“捡来的？不是他的孩子啊？”
“不是，肯定不是啦。那一天是星期天，我俩一起在大街上转悠，遇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路边讨饭，我俩都给了五块钱。等我们转身要走时，那孩子突然大哭起来，我俩转身去看，那孩子突然又不哭了，看着她那满含泪水的大眼睛，我俩都觉得很心疼。于是又蹲下来向孩子妈妈询问情况，原来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深圳打工，后来孩子爸爸得了癌症，钱花光了人也没治好，老家也是穷得没有办法生活。有人就告诉她可以带孩子在深圳乞讨，丈夫死了，孩子又小，肯定能招人可怜。我俩当时既生气孩子的妈妈拿孩子乞讨，又可怜她们，就想了一个主意：回去厂里发动大家捐款。我们找到工会，工会说出来乞讨的人太多了，并且真假难辨，工会不牵头管这事。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咋回事儿，心里和这事杠上了。找工会没门儿，梅长青就自己牵头，号召大家捐款。拍了照片，写了情况说明，经过苦口婆心的宣传，还真捐了几千块钱。我们把钱送到孩子的住处，并且告诉孩子的妈妈不要带孩子出来乞讨了，以免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心理阴影。那孩子的妈妈拿了钱，说了很多感激的话，这才带着孩子回去安徽老家。”
张树辉喝了一大口茶，接着说：“后来没过半年，我们又在老地方见到了那个孩子，不过身边不是妈妈，而是奶奶，这下子可把梅长青气坏了，直接跑过去质问是咋回事儿，当初答应得好好的不再带孩子出来乞讨，现在又出来乞讨，还带着奶奶来，这不是利用我们的同情心吗？可是，问出来的结果让我俩都感到意外，原来这孩子的妈妈回去后也没有什么赚钱门路，但是为了遵守不再出来乞讨的承诺，自己也不想再出去乞讨丢人现眼，就去找家乡的血贩子卖血来养活孩子。谁知道人穷了运气也差，居然染上了艾滋病，在一次反复发烧去医院看病时，被医院检查出来后送去艾滋病康复区限制外出，孩子只能交给奶奶带。去康复区之前，孩子的妈妈把梅长青捐助的事儿和奶奶说了，叫奶奶去深圳找梅长青，这才出现奶奶带着孩子在老地方等我们的一幕。孩子的奶奶知道是梅长青，便扑通一下子给我们跪下了，要梅长青好人做到底，帮她们想想办法，又说让孩子认梅长青做干爹。这可把梅长青吓坏了，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奶奶给自己下跪，这不是折磨人嘛！梅长青自己也是农村出来打工的，哪有那么多钱呢？但是，他想来想去，总是放不下孩子那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最后，还是答应了孩子的奶奶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梅长青自己拿出一个月的工资，还有我的一千块钱，送孩子和奶奶回了安徽农村。到了安徽，安顿好孩子，并且答应三个月会汇款给她们做生活费，这才回来深圳。”
说到这里，张树辉去了一趟厕所，回来接着说：“一开始梅长青只是暂时答应下来，回来深圳找大家想办法帮助，后来其他人都不愿意再捐钱，就只剩下梅长青一个人负担孩子的生活费，也成了孩子的干爹。”
我和梅支书听完张树辉的介绍，也没心思再吃饭，都陷入沉思。最后，还是张树辉三番五次劝酒劝菜，我们这才又吃了一点，便匆匆道别，准备回去。
出了饭店门口，临分手时，张树辉又对我们说：“我多存了一万块钱给你们，算是一点心意。他这种好人，遇到谁，都会帮一把的。”我们只好再次道了谢，离开了饭店。
南方冬天午后的阳光明媚，太阳照在街边两旁的榕树上，散发着清新和甜美的气息。


作者简介
崔加荣 男，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沈丘县。现居广东惠州，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博罗县影视和戏剧家协会副会长，园洲诗词协会常务副会长。
1998年开始创作，擅长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和现代诗歌。在国家级、省、市报刊发表作品上百篇，著有小说集《又见槐花开》和诗集《花开四季》《在路上》等。
创作观点 一个作家作品从生活中来，又到生活中去。主张文章言之有物，情有所发。无论小说或者诗歌，都要令情感和思想落地，令作品中的意象回归到生活和大自然的具象之中。这样的文章才是具有立体感，才是摸得着看得到的，感情和思想才是饱满有血有肉的生命。
一个出生在北方农村又长期漂泊在南方的汉子，乡土是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泉，骨子里有着对故乡和农村褪不去的浓厚感情，长期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，绝大多数作品里都有浓厚的乡野气息和普通老百姓的身影。